從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由于人民幣單邊升值的態勢突然逆轉，從而引發國內外市場(無論是股市還是匯市)一波又一波的震蕩。可以看到，無論是大陸股市還是香港股市都大跌不止，無論國內市場還是全球市場都震蕩不停。因為，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人民幣匯率的巨大變動不僅引發了全球各種資產價格及商品價格的大調整，引發了全球市場各種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也引發了全球資金流向的根本改變。
2月15日，春節之后在岸人民幣市場開市，在岸人民幣市場大幅收漲。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收盤上漲1.24%，報6.4944，創2016年以來最高收盤價，盤中一度報6.4916；漲幅逾800點，為匯改以來的最大單日漲幅。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走勢震蕩，從6.5110水平一度跌至6.5354，最后報收6.4993。盡管有外匯市場交易員認為，這次人民幣的大漲主因是春節期間美元調整以及離岸人民幣大漲所致。
2016年2月15日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又回復到2015年8月份水平。這不僅意味著政府有決心有能力來對抗國際炒家，改變當前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而且也意味著讓人民幣的穩定來重新確立及全球市場的利益關系及資金流向。如果人民幣匯率能夠穩定，逃出的資金就會停止，國內外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就會逆轉。這就可能讓國內外市場撥開迷霧見太陽，讓全球市場重新回歸到正常的軌道，股市也能夠在這過程中企穩。
當前全球金融市場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各國央行面臨這種不確定性，意見分歧嚴重，眾說紛紜。未來人民幣匯率是否能夠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數據輸入”，或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如何相機抉擇。如果整個經濟形勢不好，人民幣同樣面臨著貶值之風險。所以，在2月16日及17日，在岸及離岸人民幣匯率又在貶值。也就是說，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已經扭轉還為時尚早。
對于當前人民幣的穩定，最為重要的應該是央行的人民幣預期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央行不得不從2015年12月14日起啟用CFETS(即外匯交易系統)人民幣匯率新指數，認為人民幣匯率不應僅參考美元，應更多參考涵蓋更為廣泛的13種貨幣的一籃子貨幣匯率，并認為不同的匯率權重指數，對人民幣的匯率理解是不一樣。對于當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既可參照前人之經驗，也要抓住要害所在，這樣才可能事半功倍。
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其主要原因是亞洲一些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貨幣錯配而導致本幣貶值及經濟形勢惡化，使得大量的資金外逃，并造成了嚴重危機。當時基本面仍好的臺灣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貨幣穩定，臺灣采取了關閉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on-Delivery Forward，NDF)，用來阻斷國際炒作者做空臺幣路徑，從而穩定了臺幣的匯率走勢。因為，這種匯率交易進入成本十分低，基本上是套利交易，而且受市場預期影響，容易助漲助跌，影響效應十分強烈。NDF市場交易關閉，臺幣貶值的預期立即消失，臺幣也立即得以穩定。
對這次人民幣持續貶值影響大的是離岸人民幣市場。根據央行發布的《2015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4年香港、新加坡及倫敦等主要CNH(離岸人民幣市場)，其日均交易量高達2300億美元以上，而CHY(在岸人民幣市場)日均交易量僅為550億美元。CNH日均成交量是CHY的4倍。就國際市場看來，相對于CHY的可控性及弱市場性，CNH或許才是反映了人民幣真實價格，也是人民幣趨勢一個重要指標。央行要消除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即使這個市場央行無法關閉，但也得以牙還牙進入反擊，拋售美元，大量買入人民幣，但這樣做代價成本高。最為重要的當然是從制度設計上來阻止利用CNH來炒作人民幣匯率。比如最近央行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的存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的政策。不過，央行一定要明白，人民幣匯率的任何巨大波動主要源頭就是CNH，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就得從CNH入手。這是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最為關鍵的地方。
做好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還在于央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公開透明，在于如何加強央行對市場的溝通。因為，在目前金融市場亂象叢生時期，央行的匯率政策不應該有太多的相機抉擇，強調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卻可能失信于市場。在人民幣匯率政策公開透明的同時，央行還得更多地與市場溝通，以便讓外界對匯率政策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誤解。
最后，在美元將持續升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變是否為一個合適的時機也是應該考慮的問題。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為市場化當然是一個目標，比如人民幣匯率脫離盯住美元，參考一籃子貨幣。但是，美元持續升值，估計在今年的時間里這種趨勢不會有太多的改變。如果美元持續升值，不僅非美元貨幣會貶值，而且國際市場與美元的相關性會越來越強，國際市場的交易、投資及儲備更是會偏向美元。在這種情況下，讓人民幣匯率與美元脫離，建立起參考正在貶值的非美元貨幣的貨幣籃子的新人民幣指數，從新的匯率指數來看，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是減弱了，但與實際經濟活動中的情況不相合，國際市場的認受性會不高。這反而容易成為強化人民幣貶值預期的一種理由。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出臺一種與美元相脫離的匯率指數并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反之，如果美元開始弱勢，這不僅能夠減輕人民幣貶值之壓力，也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重要時機。正如周小川行長最近指出的那樣，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外匯儲備、經常項目、投機因素等并非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核心影響因素。部分擾動的因素只能形成短期影響，不具備持續性，真正影響人民幣匯率的重要變量在于采取什么樣的匯率制度轉變。比如，是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還是跟蹤籃子匯率制度及國際協商等，短期內不會在三者當中確認一種作為下一個十年的標準。也就是說，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很大程度上會與央行對匯率制度選擇有關。而這種相機抉擇是否合適還得由時間來檢驗。
可見，對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央行正在采取各種應對的方式，但是市場的不確定性及匯率制度轉換，都會增加人民幣穩定的擾動。央行就得根據實際市場的變化不斷調整與應對。對于央行來說，當前人民幣的穩定最為重要的是做好預期管理及對離岸人民幣市場預期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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